暗杀这种手段自古就有，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它在起作用。
法国总统戴高乐，就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杀，只差几英寸，他就会被子弹击中，去见上帝了。这次暗杀行动发生在巴黎郊区，时间是在1962年8月22日晚上8时18分，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的车队正行进在回科隆贝的总统住所途中，这时车队遭到了枪击。幸运的是，总统乘坐的DS19载着总统和总统夫人安然无恙地冲出重围。当时总统所乘的这部车有一个幸运的名字“Goddess”，即“幸运女神”的意思。
戴高乐
第二天，一个自称“全国抗敌委员会”的秘密组织对新闻界发布了一份公告，在公告当中声称，他们将会对这次暗杀事件负责。恐怖组织在公告中这样说：戴高乐因犯叛国罪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，由特别行动第一团的第一别动队执行。
经过调查，法国在编的军队中并没有“特别行动第一团”，而所谓的军事法庭和判决，就更加是子虚乌有，故弄玄虚。后来，经查实，这是一个反对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的右翼组织所为。
这个秘密组织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，一共计划了31次针对戴高乐将军的暗杀，其中有5次计划被实施。那天晚上针对戴高乐的暗杀，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几颗子弹打碎了后窗上的玻璃，一颗子弹从他鼻子前几英寸的地方擦过去，真是危险极了。
巴黎警察局刑警大队队长莫里斯·布维尔全权负责调查此案。疑点渐渐都集中到一个叫热尔曼的人身上，他是这次暗杀行动的现场总指挥。
热尔曼的真名叫巴斯蒂安·蒂里，公开的身份是航空工程师，曾参与法国第一枚导弹火箭的设计工程，有一副精于数学计算的头脑。
为了暗杀戴高乐总统，热尔曼组织了一批亡命之徒。其中，第一行动组组长塞热·贝尼埃曾是部队里的优秀射击手，对暗杀有疯狂的兴趣；第二行动组组长由炮兵中尉托内担任。1961年，他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军事政变，政变失败后被捕入狱，但没多久便越狱逃走。第二行动组组员乔治·瓦坦，外号“瘸子”，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农业工程师，也参与了政变，后来成为一名杀手。其余的成员都是一些亡命之徒，没有丝毫法律观念。
热尔曼仔细比对了去年的日历，推算出8月22日这一天的天黑时间是晚上8时35分；戴高乐的车队将于晚上8时10分左右经过，因此，热尔曼决定：8月22日晚在巴黎郊外小克拉玛的勒克莱克大街干掉戴高乐。
1962年8月22日7时40分，主持完内阁会议的戴高乐总统挽着夫人的胳膊走下了台阶，来到DS19型雪铁龙牌轿车前。侍从武官打开车门，戴高乐夫人坐在第一辆车左边的后座上，总统本人则从右边上了车。他们的女婿阿兰·德·布瓦西厄上校检查了后座两侧的车门之后，打开前门，在司机马鲁身边坐下。
摩托车手发动引擎，驾着开道车驶向大铁门，总统坐的车紧随其后。车队进入广场，奔向亚历山大三世桥，向加兰尼将军大街驶去，再往前是荣军大街。8时5分，热尔曼安排的暗杀小组进入伏击地点，而暗杀头子热尔曼则若无其事地拿着报纸，慢慢地踱到公共汽车站，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。在他对面停着一辆面包车，面包车前靠着第一行动组组长塞热·贝尼埃，只要热尔曼在对面轻轻挥动报纸，他就接到信号发出指令，命令隐蔽在路边草丛中和汽车中的射击手开火，托内中尉和“瘸子”瓦坦随即迅速冲出，拦截警车。此时，杀手们都已打开枪上的保险，眯起左眼向公路瞄准。
8时17分，总统的车队驶进小克拉玛的勒克莱克大街。
8时18分，热尔曼站在路边看到戴高乐的总统车队，保持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正在快速驶来，这个时候，热尔曼毫不迟疑，拼命地挥动手中的报纸。
但是站在街对面100米处的贝尼埃，此时已经看不清楚了。当总统车子的车头掠过车站到了他的面前，暴风雨般的子弹才射向车队，70公里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大多数子弹只是击中了车尾，座车的两个车胎被打中了。杀手们朝车打了150发子弹，事后，在车上找到了14个弹坑。
10分钟后，总统车队停在停机坪上，惊魂未定的总统夫人抖着裙子上的碎玻璃碴被扶下车，戴高乐神情淡定地从右边被打成蜂窝状的车门中潇洒地走了出来。上直升机之前，戴高乐回过头对人们说：“他们的枪法不行，准头太差。”
不到10天，热尔曼，即巴斯蒂安·蒂里就被巴黎警察抓获，其他“秘密军”成员也都先后被一一逮捕。
1963年3月11日早晨，巴斯蒂安·蒂里被执行死刑。就在行刑前，他突然问行刑队长：“先生，这次总统是怎样从我的枪下逃生的呢？我查过日历，8月22日应该是8时35分天黑。”
“你查错日历了，去年8月22日的天黑时间是8时10分。”
热尔曼一声长叹，显得那样的无奈，精心的布局竟然在最简单的地方出了错。就是这点错误送掉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也改变了法国的历史。
